陈星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近年来,在红山文化中发现了众多的彩陶筒形器。这种筒形器大口、无底、多彩绘,并常见于墓葬和祭祀遗址,它独特的造型和出土位置,曾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那么这种筒形器应该叫做什么,又是做什么用的呢?本文根据彩陶筒形器的形制及其出土情况,结合古代文献以及世界民族志的材料,推定其为红山文化人们的乐器——陶鼓。
一、彩陶筒形器的发现
彩陶筒形器最初于本世纪30年代发现于赤峰红山后。日本学者把它复原成彩陶罐,一向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的典型陶器。70年代以来,彩陶筒形器大量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
年,在辽宁阜新胡头沟发现了1座石棺葬,墓上揭露出一个大石圈和排列有序的彩陶筒形器11个。它们都叠压在石圆圈东外侧下面,立置,成一排,筒口皆残,残口上都覆盖一至三层薄石板,有的器内放河卵石一二块。
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方型基址内,发现数量众多的粗泥红陶筒形器,见诸报道的完整器有2件。
年,在辽宁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第二探方的碎石带旁发现彩陶筒形器的碎片及口沿。该遗址共发现彩陶筒形器27个,见诸报导的完整器4件。
—年,在辽宁凌源、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二号积石冢(Z2)石椁以南3.3米处的一处碎石分布带旁,发现夹杂着彩陶筒形器的碎片。在一号积石冢(Z1)的内外墙之间,发现大量红陶筒形器碎片。在东西向的石墙内侧,发现一排红陶筒形器,已掘得24件。另外在M4墓盖东端出土彩陶筒形器的大块残片。在三号积石冢(Z3)内石圈和中石圈里散布着大量的红陶筒形器碎片。
根据已经发表的材料,可将彩陶筒形器划分为四个类型。
A型以阜新胡头沟出土的为代表。泥质红陶,手制,壁较厚,外壁经刮削和压光,内壁略加抹平修整。直筒状,厚圆唇,折沿或沿稍卷,中腹外凸,无底,底口径略小于口径,内底缘有一圈切削痕迹,个别器的腹下部有小穿孔。纹饰和彩绘都布置在器身的半面上部,另半面光素无纹,其间划竖线为界。口沿下的纹饰以压印的平行条带纹为主,还有斜平行线纹、网格纹和勾连涡纹。黑彩绘于其下,画案有勾连涡纹带,垂环形带和平行宽带等。其中标本简11通高64、口径37、底径30厘米(图,1)。
B型以喀左东山嘴出土的为代表。泥质红陶,直口,平沿或卷沿,深直腹,偏上部多有一道突棱,底部在做成陶胎后经切削修整,形成内沟形的底缘。上口径略小于下口径,垂腹,无底。颈部饰压印条纹,较细密,腹部以黑彩绘平行条纹,或配以双勾连坟,多为半面彩绘,一另半而光素,中以竖行划纹为界(图,5)。
C型以凌源城子山出土的为代表。红陶,以手制为主,部分器物的口沿经轮修。宽口沿外折,腹部微鼓,无底,底沿外折,上口径略小于下口径。饰鱼尾式彩带花纹、黑线纹、涡纹、斜线人字纹等(图,2)。
D型以凌源城子山出土的为代表。红陶,以手制为主,直口,口略向内收,折沿或矮沿。上口径略大于下口径,鼓腹,无底,素面,有的饰有红色陶衣(图,4)。
二、彩陶筒形器应是陶鼓
尽管可以把彩陶筒形器划分为四种类型,但它们共同的特征还是很多。比如,它们都是红陶,大多有彩绘或者涂有红陶衣,直筒形,鼓腹,折沿或卷沿,无底。筒形器的出土位置更是奇特,或是在墓葬上方的石圆圈旁,或是在祭祀基址的石墙边,房址及墓葬内部少有发现,根据以上几种特征,可以断定这些筒形器
l)不是日常用器。假设它是放置炊器的器座,那么在红山文化的房址或墓葬中也应有所发现。(2)不是一般的生活必需品,假如是生活必需品,那么它也许应该随葬,然而墓葬中却极少见到。(3)既然它经常出立于祭祀遗址或墓葬上方的石圈旁边,说明它跟祭神或者祭祀死者有密切的关系,属于宗教用品的一种。(4)这种筒形器皆大口卷沿,无底,说明它不是放置供品的器皿。
排除了上述的可能性,笔者推断这种彩陶筒形器很可能是红山文化先民使用的陶鼓。
(一)它的形制特点符合鼓的特点。折沿或卷沿便于蒙上鼓皮,深鼓腹有利于发出更响更深沉的声音。非洲布须曼人的鼓,就是把皮蒙在开口的土制或木制容器上的)。笔者曾用猪尿脬蒙在陶罐和陶碗上,用手敲击,虽然都能发出砰砰的声音,但前者比后者的声响更大。以陶为框的“土鼓”也见于先秦古籍。据《周礼·春官》记载,?章“掌上鼓幽?”。注:“杜子春云,上鼓,以瓦为框,以革为两面,可击也。”《礼记·明堂位》云“蒉桴而土鼓”,注:“蒉桴,搏土块为击鼓之椎也,土鼓,筑土为鼓也。”近年来在甘肃宁县阳坬发现的半坡晚期陶鼓、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龙山文化陶鼓、青海民和阳山和兰州永登乐山坪洲出土的半山马厂类型的细腰鼓,不仅证明“以瓦为框,以革为两面”的记载之不虚,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佐证。彩陶筒形器是竖置在地上的,无底,可以增加稳定性,因此,它与乐山坪或者阳山的细腰鼓不同,可能是放置在地上敲击的。红山文化的人们可能只在鼓的一面蒙皮(图,6),至于是用手或者借助于辅助器械打击,则已经无法确认。打击的方式或许能从云南晋宁石寨山铜器上的图象受到某些启示(图,2)。
从装饰看,彩陶筒形器A型多一面彩绘,另一面素面,且彩绘面向外。这一类陶器口沿下饰距离术等的压印平行条纹,之下才是彩绘,这样的设计显系为了蒙上兽皮后不影响观瞻而特意为之的。B型筒形器与A型相似,也是一半彩绘,另一半素面,颈部饰压印条纹,不同的是上腹部还有一道突棱,其下才是黑彩。也具有向A型陶器类似的目的。C型陶器虽然有的口径下往往饰一带状平行纹,但它与其下的主体花纹仍有一定的距离,在蒙上鼓皮后似乎也不影响观瞻。根据笔者对某些筒形器的观察,发现口沿下似有绳勒痕迹,若如此,那么这种筒形器很可能便是一种特制的鼓框。
(二)鼓是祭祀等宗教场合必需的乐器。音乐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人就有了音乐。音乐的实质是音,音所附丽的形式,则由两条定律,即节奏律和调和律所规定。在比较低级的文化形式中,节奏律总是受到更多的重视。而控制节奏的主要乐器是鼓,所以直到不久以前,鼓还是许多狩猎民族唯一的乐器。作为喧泄感情抒发某种志向的工具,鼓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由于原始人思维的具体性以及他们日常对鼓的熟悉,所以不同场合的鼓有不同名称,不同场合的鼓往往发挥不同的作用。这种现象曾见于中国古代典籍,据统计,先秦记载的鼓共有42种,应用于各种不同的场合。因此,假如我们在红山文化房址中没有发现筒形陶鼓,也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鼓或没有鼓专用于祭祀场合,很可能还存在着其它形式的鼓(比如木鼓)。
红山文化的彩陶筒形器一般发现在祭祀基址或墓葬上方的石圆圈旁,很可能是一种专用陶鼓,鼓之应用于祭祀场合,在民族志中是常见的。比如云南的西盟佤族,由于他们认为敲木鼓可以通神灵,所以任何祭祀活动都要敲木鼓。云南的崩龙族认为谷种上附谷*,在每个季节的每道工序,都须祭谷*,谷物的收成才能好。去地祭谷*时,要敲锣击鼓,然后由妇女在地间喊进“谷*归来!谷*归来!”云南的基诺族每年过年祭神时都要敲木鼓,表示用以通知被祭的神祗,同时用它来伴唱和跳舞。布依人在丧葬仪式中多使用铜鼓木鼓。如清(乾隆)《独山县志》载“亲死,以白布裹头。阖族不食肉,屠牛二三只或五六只,尽分亲友。以牛多者为大户。以大瓮贮酒,多置大小瓢勺,男女对击铜鼓、木鼓。鼓声相应,稍不合节,罚酒一瓢。”云南台江巫脚一带的苗族的“鼓社祭”,所用木鼓是用整截楠木空凿而成,两端各蒙以牛皮。木鼓有两种,一称单鼓,一称双鼓。双鼓是两个,每届都用。单鼓只一个,比双鼓略小些,每届“鼓社祭”完毕即送藏山上岩洞中,任其腐烂。双鼓则由久婚无子嗣或愿供奉者安放家中,到下届鼓社祭开始为止。每届的鼓社祭都要击鼓歌舞。我国南方土族解放前流行祭土王的活动,祭时,由土老师(主持人)领导用摆手歌舞献土王,男女成对,围着中间锣鼓之鼓点绕圈摆手,以单摆双摆居多,其动作模拟作战、农事、社会生活等。歌舞祭祀时,起初还有老年人参加,可按鼓节上下一致摆手,但最后往往为男女尽情歌舞。红山文化的陶鼓也可能与上面几个民族使用鼓的性质相似,是祭祀某种神灵的。至于为什么他们不把陶鼓搬回家里,可能是出于某种禁忌。上述的巫脚苗族就不许人们搬动已经藏入山洞的木鼓,任其腐烂。而瑶族的“长鼓”则除在“跳盘王”时用外,平日是不许在家里敲的,认为敲打起来,*会进屋,招来灾祸。
有一点应该注意,在阜新胡头沟出土的11个陶鼓中,残口上都覆盖着一至三层薄石板,器内还放置有河卵石一二块。巧合的是基诺族的木鼓内也放置东西,不过一个是小刀,一个是小铃。基诺人传说木鼓在洪水泛滥时期解救了他们,所以以祖先视之,小刀和小铃具有某神宗教含义。陶寺墓葬出上的木鼓,鼓腔内常发现一些黑褐色低温陶的小圆推体,高0.5—1、底径1—2厘米不等,据推测,可能是用作测音之用的。红山文化陶鼓上的石片和鼓腔里的卵石也应当具有某种特定的用意,值得仔细研究。
三、余论
红山文化的筒形陶鼓以及甘肃、山西、青海等地区出土的细腰鼓和葫芦形鼓,使我们相信,史前人使用陶鼓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从音乐史的角度讲,除了噪声以外,人们在很早的古代就发明了乐器。最初的乐器也许就是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具,然后才从其中脱胎而出,变成单一的乐器。因此,有理由相信,史前时代的许多生活用具,包括陶罐、盆、瓮甚至钵都可能是或者在某种情况下变成鼓。假如我们懂得原始人是多么需要节奏,那么理解这一点并非难事。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文物》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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