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苏秉琦往来书信集》收入的件苏秉琦先生与师友、学生通信，以与五十年代初考古培训班和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北大及兄弟高校的学生们通信居多，通信内容自然多是学生们就各地新的（主要是七八十年代前后）考古新发现和初步研究成果向先生求教。大家都熟知先生对考古材料的兴趣和要求，虽然是写信，介绍情况仍尽量翔实，有的还附有地层和器物草图。先生很看重学生们的来信，几乎全部分类保存，仔细阅读，重点标记，有的新材料还及时转达给有关单位和同事。凡回信必具针对性。由于通信内容大都是与学术有关的事情，这使先生既能通过在各地工作的学生及时了解考古第一线情况，又有师生间的思想交流。可知通信是先生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尤其是从中可以更多了解先生一些重要学术思想的具体形成过程。
我曾在《捕捉火花——陪苏先生聊天》一文中回忆：“先生是考古界的‘尊神’（徐苹芳先生语），时时迸发出的思想火花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各地的考古工作者，一有了新的发现和问题，都愿意先找先生请教，或到家面谈，或写信打电话，总是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因为先生总会毫无保留地谈出他的想法，给人以启迪，包括下一步工作方向甚至具体工作步骤措施。所以，他坐在家里，却往往最先知道发生在各地考古第一线的事情，并不断在与学生们的交流中产生新观点。”
本书信札收入苏先生写给我的信共49封和我给苏先生写的信共65封。在录入、编辑、校对这些信件时，重温先生一些著名观点从酝酿到成熟，以及先生已实现、部分实现和在先生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心情总不能平静下来。
我是年8月初告别尚在动荡的学校到辽宁省博物馆报到的，随之去黑山县抗旱和盘锦“五七干校”劳动，年6月调回单位开始接触业务。记得年9月去京参观全国出土文物展时，到王府井考古所见到刚从河南干校回京的苏秉琦先生。那天先生是坐在前院与也刚恢复工作的所里同事们聊天，见先生谈兴很高，人也较多，就只问候了几句。返沈后我曾给先生写过一信，内容大概是表达了我分配到东北，在学校学的用不上，先生当即回我一信，主要意思是告诫我要立足当地（年1月31日给我的信中再次强调：“重要的第一位的是它们各自的年代序列与特征，而不是它们的绝对年代以及它们同有关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能是局于刚刚返京条件所限，先生写的那封信用了半面纸，文字也很短，我一直藏在床头下，后可能搬家找不到了。此后，我时有向先生当面请教的机会，~年在承德避暑山庄西北沟社科院考古所工作站几乎年年陪先生观摩分析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发掘材料，在北大、辽宁兴城以及我有机会参加的中国考古学会西安（年）、杭州（年）、沈阳（年）、呼和浩特（年）年会和其他学术会时聆听先生做学术报告和会下交谈，到京必去王府井考古所7楼先生办公室或西直门里马相胡同、后搬到紫竹院昌运宫的居所，也经常有电话联系，年底到年初还曾整整40天时间伴先生在深圳写作。但不间断的通信仍然是我向苏先生请教争取得到先生指导的主要形式。
~年的前前后后，是先生与我通信最频繁的几年。那几年辽宁及有关地区重要考古发现不断：年辽宁省在朝阳市的凌源、建平和喀左三县作文物普查试点，发现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年建平县文物普查，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年秋冬之际在山海关外绥中县发现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对这几项发现，我都及时写信向先生做了汇报，先生也对包括这几处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在内的辽西地区投入更多精力并不断将新的思考写信向我通报。有时是几天内连写数封（如年12月22日连写两封，12月25日又写一封），在年12月22日夜写的信中还对牛河梁遗址的发掘进展不理想和遗址保护存在的问题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急切心情。在先生心目中，辽西地区已列为由创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向开展文明起源讨论过渡的重要试点和突破口，先生的一些著名观点如牛河梁女神庙等是“海内孤本”（年7月7日信）；红山文化“坛庙冢”是“仰韶与红山结合撞击产生的‘火花’”（年7月11日信），渤海湾北岸的“碣石宫”是秦始皇“择地作东门”的“国门”所在（年8月29日信）；东山嘴、牛河梁所在地区重要遗址之间现在看来还没发现什么线索的“白地”也是保护范围（年12月16日信）等，都是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最先表述的。不过，如果追溯先生给予辽西地区更多的重视，还要从最先发现的东山嘴遗址说起。
先生最早知道东山嘴遗址应该是我年5月23日给先生有关喀左县文物普查成果汇报的一封信中，那是我在普查途中写给先生的。当时东山嘴遗址已发现尚未发掘（当年秋季第一次发掘）；年6月先生在京考古所曾观摩过东山嘴遗址出土的龙首玉璜和鸮形松石饰，但先生更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