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上的装饰物更多地显示了个体的差异，是个人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反映。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尸骨的头颅附近发现有制作精巧的穿孔小石珠，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头饰。新石器时代头饰的出现具有普遍性，全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几乎都有出土。新石器时代的发饰有笄、梳、束发器、串形头饰、箍等。
笄
笄是最常用的发饰，具有实际用途。《说文》释笄为“簪也”，作用等同于后世的簪，战国之后开始称之为簪。我国最早发现的笄出于河北磁山遗址，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为骨质，分为两式：一为圆柱尖锥状、一端有尖，长18厘米，另一种为枣核状，两头尖，一端略粗，长10厘米。
早期的笄以骨质出土最多，石质、陶质的较为常见，还有玉质的；大多制作简单，光素无纹，但有的开始在笄头进行装饰，或作出花纹或制作笄帽。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大多数遗址中都有笄的遗存，其使用范围广。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有笄的出土，有的制作精致华美。
如甘肃永昌鸳鸯池墓地出土的骨笄8件，其中一件笄身上下为上粗下细的圆锥形，顶部用胶质物做成圆形，顶上镶同心圆骨片，在骨片下的胶质物上镶嵌36颗白色骨珠。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有骨笄80件，骨笄帽13件，骨笄帽和一部分笄配合套于笄柄之上，还有陶质和石质的笄帽各1件。甘肃武都县大李家坪遗址出有骨笄13件、石笄8件。
山东和安徽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也有大量笄出土，多为骨、石、玉等质料。大汶口文化出有笄30件，只有1件为骨质，29件都为石笄；有的放于头部，有的则在其它部位。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中出有玉笄1件，半透明状，两侧共有三个浮雕人面像。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出有玉笄1件。
马家滨遗址中出土有大量骨笄，制作精美。如马家滨文化的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出有件骨笄，常州圩墩遗址有骨笄64件，多有笄帽，也有象牙笄。崧泽文化遗址出有笄4件，长条形。良渚文化遗址中众多的锥形器很可能是笄。寺墩M3人骨架头部出有玉锥形饰2件置于头前方，顶端有榫，另头部有带槽玉坠的出土，可能为配套使用。
俞为洁先生认为这种笄应和那些成束出土的锥形饰一样为某种已朽发饰镶嵌配用。中部地区几乎每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有笄，数量最多的为多种形状的骨笄。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出有磨制的骨笄1件，为椭圆形，磨制精细；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有骨笄99件。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有骨笄件，陶笄98件，石笄11件；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有发笄件，其中陶质的件，石质的60件，骨质的件；有两端皆尖状、棒式和“丁”字形三种形状。大河村遗址出有骨笄28件，且有1件红陶盛笄器出土，上有13个孔可以插容笄。
此外中部地区还出有少量玉笄和蚌笄。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笄数量不多，只有肖家屋脊遗址中出有5件玉笄。边缘地区出土笄少。如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出有骨笄1件；内蒙古等地遗址中少有笄的发现，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出有骨笄3件。大溪文化遗址T12出有骨笄1枚，形状为两头尖锐细腰状。
梳
西北地区发现较多的发饰为梳。目前已有29件，其中16件为骨质；形制基本都为竖式，齿为4-13不等。如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有骨梳1件，出于地层之中，梳背为长方形。甘肃永昌鸳鸯池墓地和宁夏海原菜园村遗址切刀把墓地M25都出有骨梳。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H出有一件骨梳。
山西襄汾遗址M出有石梳1件，M出有玉梳1件，齿为20枚和11枚。良渚文化遗址中梳发现多，多为玉石质或象牙质，还有木梳的发现，玉、石质的多为梳背。年，海盐周家浜遗址M30出土一件完整的玉背象牙梳，从而证明带孔形似“冠状饰”的东西应为玉质梳背，一般和木及牙质的梳齿配合使用。
据不完全统计，太湖流域出土良渚文化玉梳总数量已超出60件，出土时全都发现于头部位置，表明其不仅实用还更多地作为装饰品。良渚文化玉梳背主要出于反山墓地和福泉山墓地为代表的第二、三期文化中，表明此时是它的流行时期，在其前后则少见或不见。
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M47人头骨上出有象牙梳1件，长方形，上有16梳齿，柄部镂“8”字图案，内有两个“T”形花纹；M26出土的牙梳则上镂圆孔，齿仅存3个。莒县大汶口文化墓地79M19的墓室中，在男性墓主人头骨顶部出有骨梳。龙山文化陶寺遗址出有玉梳、石梳共3件，均为竖式，玉梳齿为11个，石梳有齿20个。
另外在庙底沟和郑州洛达庙遗址都出有精致的骨梳。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有三孔器，另外在凌源城子山积石冢遗址、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也有发现，有人认为这种三孔器是玉质梳背饰，当时应有复合形发梳。屈家岭文化出有象牙梳，长方形，23齿，梳背为倒梯形。
束发器
角形束发器：甘肃大地湾遗址出有许多陶质束发器，报告称为陶角，外形为摹仿牛羊等兽角样，两角尖相对构成椭圆形环状，应为束发装饰器。另在大何庄、秦魏家等地也发现了牙质束发器。山东大汶口遗址共出有21对半，出于19座墓中，一般1墓1对，但有3墓出有1对半，1墓出有2对。
形制为弯月形，一端较宽，上都有穿孔，系用猪獠牙劈成薄片稍加磨制而成。大汶口文化王因墓地出有64件，主要原料为猪獠牙，个别为兽骨。出于头盖骨附近，有的在前额上，多为1人1件，少数为2件。良渚文化福泉山遗址出土4件牙质束发器，位于人骨头部。姜寨遗址，M84墓主头骨枕部出土牙形发饰1件，呈片状弯月形，应为束发器。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出有类似于骨钏的束发器，与红山文化的玉箍相似。红山文化等遗址出有马蹄形玉箍，扁圆筒状，下端平口，上端为斜口，平口两侧各有小孔，通体光素平滑，因象倒置的马蹄形，故名。其用途有异义，有人认为是“玉护臂”，但据其出土位置为死者头下，有的器物口部还有两个小孔可以穿绳或笄类来固定，因而把它看作是固发器似乎更为合理。
红山文化大南沟墓地的M40出有蚌质束发器2件，长条形稍弯，穿三孔，出土时紧贴人头顶左侧；M70墓主头部偏左有1件骨质发卡；M31头部位有束发器一组，由兽肋骨切成薄片制作而成，呈长条形弯曲状，12件骨质束发器组成分两排，每排6个，出土于人头骨附近，从其形制看当是一种特制的束发器具；另有长方形牌饰11件，出于头部可能与束发器有关。M40和M70墓主为女性，M31墓主为成年男性。
串珠
陕西元君庙墓地M女性墓主头部出有1件圆蚌饰，经过磨制，上有穿孔，应是系于头上饰物。柳湾遗址墓地出有绿松石珠串成的串饰佩于头部。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M31墓主头部出有11件骨珠、3件玉珠、1件玛瑙珠组成的串饰；M22的头部串饰由骨珠13件组成。
大汶口遗址：M10出有头部串饰2件，1串为大理岩的25件长方形片与2件牙形组成，出土于额部及头的右侧；另1串由31件大理岩管状石珠组成。M47头饰有4串：一串为8件大理岩长方石片组成；另一串由22件大理岩石块组成；其余2串由11件大小不等的石环组成。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大量串饰。
如反山遗址[1]中的11座墓葬出有串饰：M12有18组；M14有13组；M16有22组；M17有8组；M18有3组；M20有17组；M22有9组；M23有7组；M21有4组。从其出土位置集中于上部来看，应为头部或颈部装饰。新石器时代的发饰发现很广泛，当然初期更多的还是实用。
在各遗址中出土数量众多的笄、梳和束发器等，反映了本地区人们的梳妆习俗，形成了和其它地区相别的风尚。如考古发现笄的分布状况是在边缘地区似数量少，自西往东至*河中游即渐增多的状况，印证了中原地区的人们自古以来就是以束发盘髻或辫发盘髻的发式，所以更多地使用到笄。
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出土陶钵上的人面鱼纹图象，清晰地绘有综发于顶束发髻，然后在髻上横插笄的情况，说明了笄的实用性，也反映了和周边地区人们断发、披发形式的不同。南方的马家滨和崧泽及北方的红山文化一些遗址也有笄出土，反映了文化的交流或是笄的另外用途，即插于发中挂垂饰物用，良渚文化带榫的笄或有此功能。
梳的情况也是如此，从早期单纯梳发工具到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发现数量众多的玉质、牙质、骨质的精美梳背，且多有纹饰，梳子更多地兼具装饰的功能。新石器时代梳的发现并不多，多出于规模较大且随葬品相对丰富的墓葬，尤其是牙梳、玉梳等，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奢侈品，对它的拥有应是一种尊贵的表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玉梳背，有的还饰有非常繁杂的神面纹，显现出其作为社会宗教礼仪的特点，“是作为神灵的象征物和降神巫术必需的一种法器”。所以当时用玉饰梳背的根本原因是崇灵而为的延续，其主人也应是有权力的部族首领或巫师。玉梳背成为良渚文化特权阶层的标识物。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象牙梳也有同样的意义，可以看出当时已有阶层使用的区别。此遗址共发掘座墓葬，出土装饰品最多的为10、47、25、26四座大型墓，成人女性墓中随有装饰品的也只有8座，这四座大墓中只有M10为女性墓，可见饰品并不以性别而定。
M47人头骨上有牙梳1件、猪獠牙制成的新月形束发器1对、石笄2只，一组长方形白色石片，上有穿孔，散落于面部及头两侧，无疑为头饰。颈部有6个小石管组成的颈饰，两臂各有一圆形环。M10有成串的大理石、绿松石制成的头饰和颈饰，有大量随葬品，且制作精致，往往采用贵重质料。
M26的头部出有象牙梳，该墓还随葬有彩陶壶和象牙琮以及骨质的精美雕筒等器物达60多件，而大多数墓葬则只有少量随葬品，多在1至20件之间，从中不难反映出他们的差别，其中牙梳及头部串饰也是他们独有的，在其它小型墓中没有发现。
大汶口文代晚期，社会阶层已出现分化，在发掘的余座墓葬中，有许多墓并无随葬品，但有些少数大墓出土的随葬品达多件，如出精美牙梳的大汶口M47即如此，表明其墓主生前应是一位具有显赫地位的人物。
束发器的其实用功能为首位。据考古资料显示，大汶口文化中的束发器均不见与笄同出，可以推测二者的作用相当，但当头部出现数量较多的束发器时，它的其它功能就超越了实用性。如红山文化大南沟墓地M31，墓主头部使用两排共12件束发器，它就可能是举行某种仪式时戴的头饰。
只出土于红山文化遗址的中心大墓或高等级墓葬中的马蹄形玉箍，往往还伴随着其它精美的玉器等饰物，从而表明其拥有者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报告称玉箍大小在5～20厘米之间，规格有大小之别但制作方法一致，表明在制作上遵循着严格的规则，受一定的观念形态制约，也具有礼仪的功能，是等级制度、等级地位差别的标志。
头部串饰初期使用者多为女性，除了留传至今的饰品外，当时发饰应该还有发箍之类的装饰。如牛河梁女神像，头上有从额部至脑后的圆箍形发饰痕迹，可能就与当时女性装束有关。新石器时代出土的众多发饰品，表明了佩带发饰的普遍性，但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有所变化，对精美饰品的占有显现出地位的差别。
如良渚文化反山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组串饰，出土最多的墓葬为M12、14、16、17、20等大墓，有的墓中也随有如琮、璧、钺等象征权力的礼仪用器，表明墓主人可能是位高权重身兼酋长、巫师的人物。通过以上对发饰的罗列及使用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发饰的使用也遵循了从普遍性至特殊性的过程。
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权力集中到某些人手中后，便会把质优精美的东西据为己有；同时也开始以此为标志物来显示地位和权力，死后也要把它随葬于身边。如同摩尔根所说：“被视为最有价值的物品都成为所有者的随葬品，以供他在冥中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