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目次
一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结合
二形成于民族存亡关头的中国考古学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考古学
四佐证中华文明国家认同与家国同构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时代使命、科学使命。作为考古工作者，我认为，必须深刻、全面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考古工作者发出的时代强音，这样才能通过我们的考古学研究，更好地向世界宣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增强中国特色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话语权。中国考古学建设中的“中国特色”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核心，只有全面、深刻、准确了解、把握中国特色考古学，才能完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考古学的建设。
中国特色考古学的提出与实践，是百年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历史学优秀传统发展的必然。本文将从四个方面阐述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特色。
一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结合
（一）关于考古学的定义
就世界范围而言，考古学的定义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尽相同，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当地的历史、社会及自然环境变化对考古学研究内容及其功能的不同需求，以及考古学家的不同认识造成的。考古学于十九世纪前半叶起源于欧洲，继之传入美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在世界的扩张，考古学作为其“文化”的扩张与掠夺及其副产品——考古学学科之传播也随之陆续从欧美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年，北欧历史学家韦代尔·西蒙森在其《略论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强大的时期》一书中提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的观点。年，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克里斯琴·朱尔金森·汤姆森又第一次把石器、铜器和铁器作为早中晚三个时代展品在博物馆展出，由此形成考古学史上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这也成为考古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与标志。因此，一般认为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年）是考古学的形成时期。
在西方，考古学初期多与古物学、人类学等学科相关，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多具生物学、地质学学科背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考古学被认为是“研究人类过去的物质遗留”的学科。这一观点又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到东亚，年日人滨田耕作提出考古学是“学者研究过去人类的遗物之学也”。这一定义也影响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考古学，年出版的《辞海》即称考古学是“研考古物之学”。
现代西方考古学的定义，基本沿袭了二十世纪的学科理念，如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的“考古学”条即谓：考古学是“一门研究过去人类生活和活动的遗存实物的科学。这些遗物包括很早以前的骨器、石器到当代被埋葬或遗弃的人工制品。……考古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对所研究的器物进行描述、分类和分析。但主要的目的是将遗存实物放在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补充从文字记载的史料中可能了解到的史实，从而增加对人类过去的全面了解”。
年出版的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主编的第六版《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指出：“人类学是一门广泛的学科——它如此广泛，以至于一般可以分为三个较小的学科：生物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生物人类学也就是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即社会人类学，其包括民族志和民族学两个分支。而考古学则被认为是“文化人类学的过去时态”。显然这里的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区别只是二者研究对象的时间不同而已，因此考古学实际上还是属于人类学的一部分。至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不同，作者认为考古学主要研究对象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这里又把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阶段——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的历史排除在外了。
有学者提出：“在欧洲的学科门类划分中，发源于历史哲学的考古学，长期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为历史研究提供材料来源。考古学的发展侧重于文物的挖掘，侧重于物质的建构和重现，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进化背景之间存在壁垒。”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也有西方学者明确提出考古学是历史学，如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认为：“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了解历史。”加拿大考古学家布德期·G·特里格指出：“考古学应是一门历史科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队”以各种名义进入中国西北、东北等地区，开展“寻宝式考古”。如年俄国克列缅茨在新疆吐鲁番的“考察”，年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和丹丹乌里克遗址及瑞典斯文赫定对新疆楼兰遗址的“考察”，年日本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的“考察”，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及新疆等地的“探险”、“考察”和“发掘”等。这类所谓“探险”、“考察”和“发掘”等活动，尽管客观上把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但西方的文化侵略与大肆掠夺中国文物则引起中国人的不满和愤怒。因为中国人对文物并不陌生，从考古发现可以看到，早在商代武丁王妃妇好墓中就出土了大量史前玉器，其中至少有二十八件前代遗玉，主要有玦、勾形器、勾云形珮、璇玑、钺、戚、琮、璧、有领璧、柄形器、鹰形笄等，这些史前玉器主要来自燕山以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以及中原及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等。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两周青铜器，显然妇好墓、海昏侯墓中的玉器与青铜器都应是墓主人生前收藏的文物，后作为重要随葬品与墓主人一同到了另一个世界。这种后代人对古代文物的热爱一直延续至当代，这是古物学在中国有着久远历史与强大生命力的社会基础。
古物不只是个人爱好，甚至成为国家的象征与中华文化的精华，比如青铜器的鼎作为重要礼器，即是古代*治地位的象征。《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其*治色彩一目了然。《史记·封禅书》记载：“*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所谓“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郏鄏即王城。楚庄王“问鼎大小、轻重焉”。这些都是以鼎作为王朝*权之同义语。《左传·宣公三年》亦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即夏朝灭而九鼎迁于商，商朝灭而九鼎又迁于周。从传说时代的*帝作宝鼎、禹铸九鼎到秦代泗水出鼎，再至汉武帝汾水得鼎而改元元鼎，可见古物之于社会的重要性，有些几乎与王朝、国家成为同义语，故于国家、王朝的正史中作为重要历史事件来记载。中华民族既有重视国家古物的传统，故而面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古物的大肆掠夺，激发了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他们力图用刚刚传入中国的考古学了解自己国家重要古物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古物的寻求、认识、保护也因此成为社会大众、爱国知识分子的追求。这应该是当时和此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考古学社会功能与科学价值认知的基础，也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定位于科学探索中国历史的社会基础。
作为历史学组成部分的考古学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与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的重大发现，“成为中国学术史从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契机；使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走出的‘疑古’学者们，看到了‘释古’（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考古’的科学曙光。考古学成为学术界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