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续古今：连接三燕与辽中华一体
纵观4-11世纪时期的东北史，隋唐两代作为中间的过渡及出现的繁盛期对辽西辽东历史的演变起到推动作用，隋唐时期上承三燕魏齐，下启辽金。4世纪初期，东胡鲜卑的慕容氏先后建立前燕、后燕，与汉人冯跋所建立的北燕是中古时期中国北方民族*权的形成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燕时期，随着战争的推动，辽东一带出现人口规模的充实及壮大。慕容廆祖父左贤王木延，从魏幽州刺史母丘俭征高句丽有功，加号大都督。慕容廆父涉归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太康十年(年)，慕容廆归附西晋，元康四年(年)移屠大棘城。
“八王之乱”中原动荡，慕容廆机侨置那县，安置流民，共同开发辽海地区，开启了慕容鲜卑此后发展、融合之路。东晋咸和八年(年)，慕容皝即位，扩展疆域北起辽河及大凌河流域，南至*河以南，在中华大地上南与江南的东晋王朝、西与前秦鼎足而立，疆域内的相对稳定进一步促进辽河一带的人口迁移，由*河一带的流民被人为或者自觉移民至龙城一带。
慕容鲜卑不断吸收汉文化因素，逐渐由游牧经济过渡为农业经济，中原的先进思想文化，农业生产技术及日用杂物生产工具，并且大量输入辽西为其所用。这些都加速慕容鲜卑的汉化过程。作为中原与半岛，中国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这一时期三燕马具和甲胄经高句丽传入半岛及日本列岛。对东亚地区的马具和甲胄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汉文化为主导，多元文化因素共存，交流，融合，是以龙城为中心的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辽西地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汉文化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原的典章制度，文化教育，思想道德，观念及信仰。以及文字，书法，绘画工艺技术等在辽西地区的广泛应用与传播。
三燕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果，并且对北朝，隋唐时期乃至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古坟时代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文化思想上，三家文化三燕文化对半岛及日本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推动佛教的发展。活动于辽海地区的各民族都有本民族所信奉的宗教，两晋时期随着大批汉族流民的到来，东北地区的佛教由此逐渐传播开来。北朝时期营州佛教在北燕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迁徙对辽海地区的社会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各族民众迁徙流动提供了相对交流的有利契机，促进他们相互间的交往交融，对佛教传播发挥直接作用。进而对高句丽早期佛教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扩展了佛教的势力和影响。三燕与高句丽地域相接，交往频繁，在*治，*事，文化各方面都有密切关系。
建元八年(年)。秦王苻坚遣使及僧人送佛像、经文至高句丽此时正是前秦灭前燕占有其地之时，从早期佛教史时考古资料的比较上，可以推测高句丽佛教最初很有可能是从前燕经大凌河及辽河流域传过去的。
隋及唐前期顺应了前代辽东地带和日本等国的物质及文化交流事实，并得以进一步的推进。故而在安史之乱前夕、辽东一带进入中原安东都护府的设置及道路的开辟，新罗、百济、日本遣使往来于中原。
安史之乱后，地方的离心势力显著增强。最终东北地区以黑水靺鞨不断蚕食东北边疆，辽阳在唐中后期被渤海国所占据。唐末、五代中原割据混战时期，契丹乘机兴起，建立大契丹国，辽太祖神册三年(年)攻占了辽阳城，年修辽阳城，改为东平郡；年南迁东丹国，治于辽阳城，升为南京；到年，将南京改为东京，正式置东京辽阳府。当时的辽阳城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
辽代统治时期，“辽海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东京辽阳城聚集着大量的贵族、官僚和*队，他们对商品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同时，上京、中京至东京城交通线的开辟，形成了以辽阳城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对东京辽阳府城的商业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东京辽阳府城当时已是辽王朝重要的商业中心。
与东京辽阳府较早得以开发互为表里的，是伴随着辽代农业人口的膨胀进而对霸州之地的开发，最终使得继安史之乱两个半世纪后大凌河——辽河再度勃兴。
辽代建立前期，人口的迁移和土地的开发开始出现自发性的主动迁移。迁移方向自辽上京地区大规模迁往辽中京地区，而后再度转移至大凌河流域。自此大凌河流域的城邑也得到了继隋唐以来的再次开发。先前辽西流域散布的为头下*州的附属民，也将亦牧亦农的生产转变为大规模的农业开发。
为配合辽西地区老哈河及大凌河流域的人口增长及土地开发，辽统治者也在积极探求一系列的行*策略作为管理单位。这种行*体制随着辽*治的发达成熟在辽圣宗、辽兴宗完善。辽圣宗之前的各代皇帝通过移民筑城，建立起了州县城市，但就行*体系而言尚不完善，有的州下并未设县只有州城或州下仅有一县，因而辽圣宗统治时期从完善州县体制的角度出发，在大凌河流域移民置县。
具体为：辽圣宗统和八年(年)析诸宫的提辖司人户在辽西州下设置长庆县(治今辽宁义县东南大凌河东岸王民屯)；开泰二年(年)分别以麦务川、罗家*人户置象雷县(治麦务川，疑今辽宁朝阳县境)和闾山县(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县境)以属中京，后属兴中府；括宫院落帐户在榆州下置和众县(治今辽宁凌源市西土城子)，以及川州下辖的弘理县、宜民县。
与此同时，在大凌河下游的显要地区、皇陵禁地也设置了州县，如临近兴中府的安德州；为供奉辽景宗陵墓而析诸落帐户、延昌宫户等所建的乾州及属县。这样就使得大凌河流域的行*建置逐步规整。
在此背景之下，以原有的中京管理建州、霸州、安德州等新兴农业发达州以及与日俱增的人口就显得十分不便。因此，提高大凌河区域的地位是顺势而为的选择。重熙十一年，霸州升级为兴中府。行*地位的提高，也反过来促进大凌河流域的近一步开发。中京大定府的开发，进而带动辽西走廊的再次繁荣。兴中府的建立，使得草原丝绸之路在继承隋唐的*治遗产上逐渐成为了一个完善的整体。
中京大定府抑或是兴中府的建立，诚然与当时对奚族的*事征伐和对宋、西夏域内*权交往有直接的关系。中京大定府的建立正处于辽西走廊的关键位置，它向东可以直达松漠，向南可以直达燕云地区，客观上也直接促进了老哈河、大凌河流域的交通开发。
*治、外交等共同的催化之下，大凌河流域的兴中府地区成为沟通内外，联通西域的焦点所在，也随之近一步推动草原丝绸之路的勃兴。
在中国境内的草原丝绸之路分为两条线路，其中南线指经阿尔泰山(新疆)南麓进入阴山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山脉)，沿阴山下的廊道穿越蒙古高原到达渤海沿岸，也就是通过河西走廊经过包头、大同，到达内蒙古赤峰最终到达辽宁的朝阳。历史上处于中亚地区的粟特人就经常通过这一通道与中原和东北地区民族通商，曾经到达了辽宁朝阳。
根据荣新江先生研究认为，粟特人在北朝隋唐间到达河北和辽宁地区，由幽州东北行，直至营州。在这两条线路中，目的地都是营州(辽宁朝阳)，由此可见营州地位极为重要。
高适在《营州歌》中对营州一带的风土人情有细致入微的描写。这“虏酒”就是善于经商的粟特人自西域经由草原丝绸之路传到营州地带的。安史之乱后，营州地区经济遭到破坏，而后契丹打击奚族，逐渐占据此地，伴随着契丹对辽西地带的经营逐步加强，以霸州--兴中府为起点的草原丝绸之路也在逐步成型。
这一时期，以大凌河谷为主线的东北通往中原的古老道路不仅得以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宋辽澶渊之盟(年)以后，辽国经营这一地区长达一百余年，大凌河流域都市的蓬勃发展，为以后金、元、明、清各代的道路交通奠定了基础。辽中兴时期，已经注意对辽西走廓的开发。于圣宗年间，在辽西走廓相继建立了锦州、来州、隰州、迁州、润州等州县。显然，这一时期的榆关道已被辽王朝重视起来。
隋唐时期的营州，是中原面向东北边疆的唯一内地性府州，其管理特点必然带有由内控外，以及对东北及边疆的羁縻*策的特点，营州成为中原府州制与羁縻*权的缓冲区；而辽时期，霸州—兴中府地带已然成为绝对的领土内部，这种地理位置的转变必然导致它们发挥的作用不同，有唐对营州有效控制的前后，营州地区都是处理边患、镇压动乱的重镇，*事特征格外明显。
而辽代前期确实也有*事处置的特点，比如在建州、宜州、霸州设置招讨使，原有的奚族居住地设置节度使等。然而一旦局势稳定，对经济的需求有进一步的提高后，兴中府地区陆地交通和水运交通的特殊地理优势就凸显了。